在近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全体会议上，张常宁代表提出试点将体育测试纳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，并将成绩作为高校录取依据，希望用考试杠杆推进体育建设和全民身体素质的提升。（3月5日《现代快报》）
统一性考试向来具有指挥棒作用，“怎么考就怎么学”已成为普遍认知。然而，在文化课教育考试实践中屡试不爽的考试“法宝”，放在体育方面还会再次“大显神通”吗？
笔者以为，恐怕未必如此。张常宁提到的目前公共体育事业存在的问题诸如“体育锻炼未得到各学校足够重视，青少年体质下降趋势未得到扭转”、“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不完善，场地设施不足、科学指导不足”等等，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，是因为其背后藏着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，这些矛盾从深层次上影响了科学政策与方法的落地实施，而这些导致了考试杠杆在推动体育建设方面可能失灵。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经济压力大，疫情冲击凶猛与国际局势不利，造成就业压力空前增大，居民收入受到影响，进而殃及地方财政收入增长。这三者如何影响体育发展呢？
首先，地方财政收入困境使得公共体育场所与设施的建设受到阻碍，而这些职能本来是几乎只有政府才有实力和决心履行的，由于市场的趋利，这笔巨额费用不可能由其代付。在公共体育场所与设施不足的情况下，民众如果需要增强体育锻炼，就只能求诸营利性体育场所。为了保证收益，这些场所往往收取高额费用，结果是民众运动的成本升高、门槛提高。以长沙市部分羽毛球馆为例，笔者观察到其收费大多为一小时四十元起步，高峰时段则升至七八十元，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抛开居民收入不谈，即便家庭经济实力能够支撑青少年经常进行体育运动，就业压力也会层层向下传递，影响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体育的态度。学校为博升学率，给上级部门和群众一个满意的回复，不敢冒素质教育之“险”，而求应试教育之“稳”，让重复繁重的文化课应试训练挤占青少年的运动时间；家庭教育中家长更多催促孩子进行文化补习、艺术训练而忽视运动与健康，这些举动很难说是为了学生全面发展考虑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它们是为抓住一切上升渠道而做的努力，而且在确定初中入学不得与艺术等级考试水平挂钩、“双减”政策落地之前此风更盛。简而言之，就业焦虑与由此引发的“内卷”让青少年的运动时间无从得到保证。
青少年体育运动的时间与机会减少了，那么只能寄希望于学校教育中体育教学的效率提升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当今的学校体育教育也难以担此大任。一是“僧多粥少”问题。受到财力与学生人数影响，目前广泛实行的是大班制，一个老师需要面对四五十名学生，难以对学生进行单独的、个性化的指导，也难以监督所有学生进行充分的体育锻炼。二是“精耕细作”难题。目前中国很多地区缺乏拥有专业体育教学知识与技能的教师，尤其在广大乡镇地区，在文化课教师尚缺的情况下，体育教师常常由其他老师兼任。在此情况下，青少年体育课教学内容单一、训练不科学，无法取得良好效果。
将体育测试纳入统一考试，不仅很难以倒逼的方式解决上述根源问题，反而可能在实践过程中加重学生负担、引发新的社会矛盾。首先，人的体质生来不同，若要获得同样的成绩或者达到相同的标准，体质较弱的青少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，面临相应健康风险。其次，现阶段资源是不平衡的。在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，由于无法给学生提供个性化和高效率的指导，最终考试要求很容易转化为一些不切实际的、要求过于严苛的重复训练要求，变成令学生厌倦更厌烦的“赶鸭子上架”活动，结果还无法与省内的发达地区抗衡。学生本身文化课学习压力极大，如果教育管理人员不能遵循规律、科学制定和实施计划，更容易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。而在发达地区，这一举措除了增加学生负担，同样有损社会公平。因为，即便是在发达地区，资源仍不均衡。不同的学校水平、不同的家庭实力，决定了青少年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培养资源。而无论是分数制还是达标制的采用，都树立了一个新的可供比较的标准，增设了一条新的“内卷”赛道。比如采用分数制，据笔者了解，在深圳，有大量体育应试培训班“应运而生”，不仅加重学生负担，还使体育成为生意、沦为“金钱游戏”。又比如采用达标制，也同样容易出现前述由于体质差异带来的不公平问题，而这类问题在各地体育中考中已经凸显。
张常宁代表的提案固然有着对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的美好期盼，也是合情合理的努力目标。但是，解决现存问题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，也并非考试杠杆能够撬动。这亟需我们转变“考试思维”来对待体育发展的问题，也需要实践实事求是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。具体到推动青少年体质提升、体育事业发展的问题上，我们则要拿出“日拱一卒”的耐心和恒心，在根本上打牢经济基础，在现有条件下开发科学有趣的课程，并辅以体教后备人才的培养与健康理念的宣传。在全社会形成了政府、学校、家庭合力，才能迎来我们共同期待的那一天：草坪上成群结队的孩子相互追逐；羽毛球场上三五好友激烈对抗；田径场上孩子们迎着暖风自由奔跑……慢慢来，不着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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